在上周舉辦的ACCA（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華南區年會上，中青年經濟學家“京城四少”之一、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教授用大量的經濟數據解讀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現狀和未來方向。他指出，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與以往任何時期都不同，當前存在著通貨膨脹和經濟下行的雙重風險和威脅。而且，受歐、美、日三大國際經濟體的通脹趨勢影響，中國未來持續一段時間內的通脹壓力令人擔憂。他還分析了政府目前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背后的深刻原因。他認為，中國需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防導致經濟不具有持續增長能力。中國經濟的出路在于產業經濟結構調整。
中國現在是“上中等收入的國家”
溫總理在剛剛閉幕的“兩會”上的報告里做了清楚的描述，我們到去年末GDP的總量達到了51.9萬億，接近52萬億。這個總量按照不變價格計算，比改革開放初期大概提高了24倍。也就是說，（現在）中國人大概15天的國內生產總值相當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這34年下來，我們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只達到了9.8％左右，這個速度在當代也是一個記錄，無論是增長率之高還是保持時間之久，（都）沒有其他國家出現過。51.9萬億（元），按最近三年的平均匯率換算成美金的話，大體上是8萬億左右美金，占全球GDP的比重應當是10％，排在世界第二位。第一位是美國，美國2011年GDP總量是15.1萬億，占全球的23％。
衡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更重要的指標是人均（GDP）。中國去年末大概是13.4億人，（所以）我們人均GDP接近4萬塊人民幣，比改革開放初期提高了17倍。平均每年我們人均GDP的增速是8.7％，這也是很不容易的。這30幾年中國人口增長的量還是比較大的。在這種情況下，能同時實現人均GDP年均8.7％連續34年的持續增長，是很不容易的。
世界銀行去年6月做了一個最新的調整，按人均GDP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劃分，人均GDP在12475美金以上的國家叫高收入國，共有70個；12475美金到4055美金的叫上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有54個國家；4055美金到1055美金叫下中等收入國家，也是54個國家；人均1055美金以下的國家叫低收入的窮國，有36個。這里講的是國家，沒包含地區。
那么，我們去年人均GDP是5800美金左右，我們現在屬于上中等收入的國家。也就是說，我們經過34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穿越了貧困，超越了溫飽，現在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
70個高收入的國家從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平均用12年零4個月。70個國家里有22個是人口超過1千萬以上的人口大國，這22個人口大國實現跨越平均用了11年零9個月。那么，我們有一個機會。就是再給中國10年左右的時間，按照經濟發展史來說，有可能實現跨越，就是進入所謂的高收入的拐點，達到12475美金。
2030年中國或成第一大經濟體
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的經濟增長的三個數量指標。第一，到2020年按不變價格計算，我們GDP的總量要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GDP的總量接近45萬億人民幣，翻一番是90萬億。按現在的匯算折（算）大概是14萬億美金，相當于2010年之前美國的水平，到那時我們折成總量還是排在世界第二。要實現這個總量翻一番有個條件，就是我們人均GDP的增長率要達到7.2％。這個速度目前看問題不大，為什么？我們2012年是7.8％，2011年是9.2％，從已經過去的這兩年看都高于所要求的7.2％的目標。剩下的這8年，我們大概達到7.1％左右就能實現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總量目標。
第二個全面小康社會的數量指標是人均GDP按不變價格翻一番，將近7萬（元），折下來是接近12000美金。中國到2020年如果實現了人均GDP的倍增，就意味著中國從目前的上中等收入階段實現跨越，達到或逼近當代世界高收入國的12045美金的拐點。但要實現人均GDP翻一番也有個前提，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要控制住在5/1000以下，我們這幾年實際上是在3/1000左右。
第三個指標是城鄉居民收入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按不變價格計算，到那時人均GDP是4萬塊，如果三家之家就是12萬。農村居民2010年的人均純收入是6000塊錢，翻一番是12000塊。
現在的問題是，前兩個翻一番的問題不大，缺少保障的是城鄉居民收入翻一番（的指標），缺少制度、政策、一系列的銜接。要實現這一點，對國家的分配制度要進行改革，尤其是要保障城鄉差距不能擴大，或者居民收入差距翻幾翻，有的人沒有翻或翻不到一翻。這實際上是中國夢的第一步，到2020年我們有可能晉升到高收入國的臨界水平。
第二步，2020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長只要過了人均1萬美金（的水平），它的速度肯定是要下降的，因為基數大了。根據經濟史的經驗，一般每十年平均數據下一個點。所以，如果2020年前中國的人均自然增長率是在7％-8％，2020年以后它會降到6％-7％之間，（這）比世界平均速度還是要略高一點。按這個速度增長下去，到2030年前，美國按金融危機前的增速3％-4％，我們在總量上能超過美國。就是說2020年我們能實現全面小康，人均水平我們能達到12000美金這個拐點，總量按不變價格計算大概還是第二——14萬億美金；但到2030年，我們總量有望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2030年以后，預計中國的增長速度平均還要掉一個百分點，那也就是5％-6％之間，差不多相當于金融危機之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按這個速度走下去，大概到2050年前后我們人均GDP能趕上當代發達國家，當代發達國家人均GDP都是幾萬美金。所以，我們現在叫在新中國建國100周年前后建成民主富強、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際上就是趕上當代發達國家的人均水平。
因此，再給中國7、8年時間，我們能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建成全面小康的社會；再給中國17、18年時間，我們在總量上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再給中國37、38年時間，我們在人均水平上能成為發達國家俱樂部中的一員。這就是中國夢的目標。按這個前景看，至少在2020年前，中國經濟增長有可能保持7％以上的比較高的增速。
今年GDP增長可能是7.5％-8％
2013年的經濟增長，政府工作報告給出的7.5％，這是比較謹慎的。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今年經濟應該在8％以上，國內大部分機構預測是7.5％-8％之間，個別的認為會突破8％，比較多的判斷是7.9％。
短期分析主要是看需求和投資。今年投資需求增長，國家發改委提出的計劃是18％。今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速不應該低于去年，去年我們剔除價格因素是19.3％，今年應當在20％左右。因為在“十二五”規劃中，很多重大項目實際上已經開工了，不能停工，要一直跟著投下去，所以我估計今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不應當低于去年。如果不低于這個水平，現在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5％，拉動GDP一個點的增長，我們估計今年大概能拉動中國經濟增長4％-5％。
第二塊是消費需求。去年社會消費者零售總額排除價格因素之后實際增長是12.1％，前年大概是11％點多，今年預期能達到14％-15％。按照中國這些年的經驗，消費者零售總額每增加5％，（能）拉動GDP一個點，（所以今年）拉動中國GDP增長大概3個百分點或者略多。那么，投資需求如果能增長20％左右，拉動（GDP）4％-5％；消費需求如果能增長14％以上，大概拉動（GDP）3％左右，加在一起剛好是7％-8％。
還有一個因素是出口。從2007年開始，進出口在GDP中占的比重是9％，到去年下降到2％，也就是出口還受到很大影響。去年中國經濟增長7.8％，（具體來說，）51.8％是消費貢獻，還有50.4％是投資貢獻的，兩個加在一起，內需去年拉動經濟增長是102.2％；進出口對去年經濟增長的貢獻是-2.2％，兩個一抵銷就實現了100％，經濟增長7.8％。
我想今年力爭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再出現負的，哪怕是零。我們去年出口增長是7.9％，進口增長是4.3％。如果今年出口增長力爭能達到8％或者接近10％，進出口對今年經濟增長的貢獻就可能轉為正的，至少不會再是負的；那么，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有可能達到8％，如果出口情況再糟糕一點的話就可能抵銷一點，（結果GDP增長）就有可能在7.5％-8％之間。（但）這有不確定性。
中國現在面臨的挑戰，最主要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說到底是一個國家穿越了貧困，跨越了溫飽，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它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條件發生了變化。它能不能適應這種變化？適應不了就出不來，如果能適應這種變化，轉變它的發展方式，就有可能實現跨越。
中國現在通脹風險很大
我們改革開放以后發生了三次大的搶購，通貨膨脹，都是在1998年之前。每一次具體原因不同，根本原因是那是需求大于供給的年代，稍有風吹草動人們就可能搶購，(社會)陷入通脹。1998年以后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主要問題是需求疲軟。首先是內需不足，然后在外需受挫的情況下矛盾就比較尖銳。
從2010年10月，我們從刺激經濟的政策軌道退出，到現在兩年多。現在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產生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既有通貨膨脹的風險，又有經濟下行的危險，雙重風險并存，一個是通脹，一個是經濟衰退，（即）經濟增長速度乏力。這兩個問題要求宏觀政策在方向上是反的，如同一個人同時得兩個病，他吃這個藥治這個病，但（同時）加劇那個病，你怎么辦？這就是上世紀70年代西方出現的滯脹——經濟停滯、經濟衰退，然后通貨膨脹。我們現在（也）遇到了。
從數據上看，我們通脹水平不高，2011年我們通貨膨脹率5.4％，但我們經濟增長率2011年9.2％，很溫和。2012年我們的經濟增長率7.8％，但我們的通貨膨脹率2.6％，應該說是比較高的增長率、很低的通脹。去年10月和11月我們的物價上漲率已降到了2％以下，但從政府到居民對通脹的預期值非常高，擔心程度非常大。為什么？這次通脹的原因和歷史上不一樣。我們歷史上那三次大的通脹原因很簡單，就是需求拉脹、短期經濟，這次不同。一個特點是目前承受的通脹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為2008年到2010年反金融危機采取的刺激經濟的政策在買單。我們當時踩著3％的紅線在安排財政赤字，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采取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支持4萬億投資計劃，拉動需求，刺激了經濟增長。2008年我們經濟增長達到了9％，2009年全世界（經濟）負增長，中國經濟增長8.7％，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10.3％，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回落但也是在9.2％左右。我們去年經濟增長7.8％左右，而全世界（經濟）低迷，甚至負增長。中國保持了這么高的增長速度，原因很多，和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系，和我們采取的這些宏觀刺激政策有直接聯系。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個代價就是票據出去了，它先可以刺激生產，拉動增長；但企業拿到錢一擴大生產，擴大投資，搞工程，搞項目，他要雇工人，要給工人發工資，工人拿到工資后就會買東西，CPI就會上升，帶動通貨膨脹，這是它的壞處。票子出去了，傳導到刺激物價，有時間差，中國是7個月至24個月，我們2008年出去的錢到2012年底差不多要（傳導）出來了，2009年出去的錢今年可能要表現為通脹，2010年出去的錢明年可能表現出通脹。也就是說，我們實際上正在重復著前幾年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反危機所導致的通脹的巨大壓力。
第二個原因，這次通脹帶著比較強烈的成本推動，我們過去有需求拉上。我們現在工資、土地、生產資料上漲，上漲之后推動物價，這次物價上漲中有40％多是成本推動的。所以現在是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動共同作用的通貨膨脹。
第三個特點是有國際出入。隨著我們對外聯系的增大，國際市場的價格變化反映到我們的產品成本當中。比如我們的石油每年消耗大概5億多噸，有55％靠進口；這些年石油價格漲得非常猛，而且如果海峽一旦封了，會更糟糕。還有鐵礦山，我們每年大量進口，有時一年的進口量相當于國際貿易量的60％以上，下游壓力很大。還有農產品，主要是大豆、玉米的進口量比較大。中國大豆主要靠進口。我們做過測算，國際市場大豆如果漲一塊錢，中國國內市場大豆平均價格漲8毛3；中國大豆如果漲一塊錢，菜籃子里的肉禽蛋會漲6毛2。大宗商品現在這個情況很糟糕。現在美國、歐洲、日本這三大經濟體的貨幣都開始蒸發，國際市場上的流動性過剩令人擔憂，一旦過剩，它就會拉動全球物價上升，中國再通過進口，就會傳遞到我們的傳統價格上去。
經濟下行風險首先看投資
經濟下行的壓力也很大，經濟衰退、經濟下行的壓力首先是來自內需疲軟，內需不足。首先是投資，去年我們固定資產增速在14％左右，其實不低，關鍵是不是市場力量在投，主要是各級政府在投。
政府投資，第一是沒效率。因為它只知道搞基礎設施，這對經濟的后續帶動作用很有限，一個項目結束了就結束了，沒有持久的帶動性，還投入了很多低效率重復建設的東西，但為什么要投呢？經濟危機來了，企業不投，市場沒有動力，會出現高失業。現在麻煩的是政府投了這么幾年，投資增長數很好看了，但政府已經沒錢了。（中央）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去年是8000億，今年是12000億，地方困難更大。地方不能印發鈔票，還不上，過去賣地，現在地賣不了怎么辦？政府投不動了，不得已要退出；但政府退出有個條件，就是市場要跟進，企業要跟進。
現在問題是企業不跟進。大企業特別是國有壟斷企業有錢，但沒有結構升級的能力，研發能力、創新能力不夠，沒有新產品開發，它要投就是在現在的基礎結構下的重復建設。（但）我們產能過剩已經特別嚴重了，特別是工業產品。
還有些小企業，特別是民營小企業，可能有些項目想投，但是第一，小企業很難取得銀行的信任，銀行也唯利是圖，他信不過你。第二，我們的要素市場很難對民營企業提供公平的福利，基本上是國有壟斷的，怎么可能對民營經濟提供公平高效低成本的服務呢？這些小企業就民間融資，利率一般在15％，風險很高，成本很大。
所以，中國現在經濟下行的風險首先還是來自于投資，投資數據不錯，實際上是政府在支持的，市場力量沒起作用，令人擔心。
消費需求，我們現在擔心的是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宏觀上，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越來越低，那就導致整個消費起的作用不夠。微觀方面，中國收入內部收入差距在擴大，整個消費傾向會降低，投資需求疲軟，特別是市場性需求不足，然后由于收入分配的扭曲，消費的作用很難持續擴張，這就導致內需疲軟。
內需疲軟如果有出口來支持也還好，但世界經濟復蘇的步伐現在很緩慢，我們面臨的貿易壁壘進一步加劇。所以，中國的出口恐怕再難找到像前些年那樣每年都是兩位數的增長。兩個（問題）交織在一起，總需求疲軟。中國的經濟增長出現下行或速度放緩，風險還是很大，背后的原因又相當深刻，不是短期能夠解決的。
要素市場化亟待深入
我們現在的政策叫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擴張性的，通過財政赤字，來增大政府財政支出，來刺激經濟。穩健的貨幣政策是緊縮性的，收緊銀根。這兩個反方向的政策組合叫松緊搭配。
為什么我們采取這種政策而不采取同方向的？（因為）現在宏觀經濟失衡，雙重風險同時存在，既有通脹的壓力，又有經濟衰退的危險；現在麻煩的是我們不知道哪個（問題）最要命，很難判斷，我們就采取了松緊搭配、反方向組合。反方向組合的壞處是（政策）會相互抵銷，好處是降低宏觀決策一旦失誤帶來的風險。治不了病，但也不會加劇病，耗一段時間，可能哪個是主要的（問題）慢慢就表現出來了，我再來調整我們的政策。這是一個低效率的政策選擇，但也是一個低風險、無賴的政策選擇。估計今年宏觀政策不會出現大的方向性的變化。
只有從供給、生產、結構方面有真正的升級，需求疲軟、需求失衡的問題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決，中國經濟才能保持真正的持續高速的增長。所以，關鍵問題是要轉變經濟結構，這就需要我們做更艱苦、更深入的努力，特別是要提高技術創新水平。
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們把它聚焦在結構調整上。怎么實現結構調整？以技術創新作為實現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驅動力，作為支撐，提高創新力。我們技術創新喊了很多年，為什么很難實現大突破？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創新不夠。
如果說要依靠技術創新，技術創新要通過制度創新來保障，就是深化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特別是要深化要素市場的改革。我們（通過）這30幾年的市場化，商品市場化基本實現了，真正要實現的是要素市場化，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知識產權，現在亟待深入，亟待完善。在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兩個輪子的驅動下，我們的發展方式能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發生變化，我們的發展目標就能如期實現。
(關鍵字：中國 經濟 通脹壓力 結構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