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忠普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兩個熱點問題
一、會議首提資源配置在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這次會議提的是“決定作用”，之前的說法是“基礎性作用”，請問，從“基礎性作用”到 “決定作用”，這意味著什么？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提法由之前起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屆三中全會調整到起決定性作用的提法被稱為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上，還是在推動這次改革決定實施中都具有重要意義。正如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取得快速發展，之所以能同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家拉開經濟發展階段差距。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諸多因素中，中國多了一個政府可以集中物力辦大事的優勢。
但問題是在過去幾年，許多重要領域，政府權力支配資源，而不是市場支配資源。 權利、資本和市場資源利益的結合也孕育了腐敗的溫床。中國改革難題積累多年，中國房地產價格是越改越失控。電視媒體調查中國民眾對“三中全會”期待的住有所居公平正義已經成為民生第一要求。政府依賴土地財政建立起來的龐大地方債務，地方盲目投資，產能過剩都和政府對資源配置干預過多有關。如果不改變政府對土地資源的支配權，繼續維持土地財政和高房價，打工族安居問題也很難解決。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難以形成的。很清楚：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有利于擺正政府與市場關系，深化政府職能改革。
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基礎上，決定界定了政府職能和作用。即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
并不是說決定寫進去了，問題就解決了。事實遠非如此。如何健全政府職能，如何擺正政府與市場關系需要在不斷改革的實踐中逐步完善。希望能在2020年基本解決好這個改革大課題。
二、三中全會明確改革總目標：7年內取得決定性成果
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會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請問馬忠普先生，對待這個“7年內取得決定性成果”的問題，您有何獨特理解？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關系不協調的體制問題。權利、資本和利益的勾結滋生了中國式的腐敗。已經積累的許多重大社會經濟利益結構關系失衡的矛盾，嚴重制約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繼續穩定發展的活力。如何跨越發達國家曾經經歷過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站在歷史新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破解難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根本出路。凡是對中國社會經濟矛盾關系深入了解的人都看到了中國面臨的改革任務相當復雜而艱巨。雖然決定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經濟體制的合理性是相對的。對體制的合理性認識不能離開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實踐過程。改革不是對不合理的體制清算，這種極左的休克療法很危險，不僅不解決問題，也只能導致經濟停滯和社會動亂。而真正有效果的改革只能是在發展中創造新的，富有活力和公平的社會經濟機制。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正是這個原因，真正的改革是在經濟發展中，敢于抓住阻礙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突出熱點問題，統籌全局，系統協調的解決問題，有所創新和建樹。很顯然，通過改革解決這些體制問題絕非短期就能取得明顯效果的。需要做長期堅持改革的不懈努力。
當前我國存在的問題，根本上說還是發展問題。但是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已經面臨經濟增速放緩、農村落后和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僅存在艱巨的改革任務，到2020年實現小康社會我國還面臨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百姓安居和就業問題。過去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經濟快速發展的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已經到了必須依靠改革釋放潛在內需和經濟發展動力。這個過程客觀上要求改革內容要同社會經濟發展相協調，通過制度創新，不斷解決制約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穩定的不利因素。可以說改革能否取得決定性成果直接關系到2020年中國小康社會發展目標能否實現問題。所以說決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是符合實際的。也顯示了中央改革的決心。我們有理由相信新的七年改革目標將帶領我國社會經濟邁入一個新時代。
(關鍵字：改革目標 社會經濟 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