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技術變革引發的潮起潮落中,不被時代“拋棄”,成為很多大型科技企業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目前主流的做法,一是加大研發,構筑自己的技術壁壘;另一方面外部進行多元化布局,合縱連橫,構建自己的生態優勢。
在國內,BAT、TMD等互聯網企業,它們都在試圖用投資并購來構建自己的生態版圖,強化自己的“護城河”。在IT桔子查詢后發現,騰訊投資了953家企業,阿里有588家,京東有320家,百度有296家,即便是較少的美團也有79家。
相比之下,成立于1987年的華為,在投資方面一直非常謹慎和保守,到目前只有60起左右的對外投資。在三十多年的發展中,華為曾面臨很多唾手可得的機會,比如房地產投資熱潮和二級市場大牛市,但它似乎不為所動,始終堅守自己的領域。如今,華為已經成長為年收入近9000億元的大公司,業務主要包括消費者業務、運營商業務、企業業務三塊。
不過,隨著美國制裁不斷加重,半導體“卡脖子”的情況愈發嚴重,華為在投資方面似乎有了一些變化。2019年,華為的全資子公司哈勃投資,不斷在半導體芯片、原材料、設備等行業“落子”,引發了人們對華為全面入局半導體行業的猜想。
在華為30多年發展過程中,華為主要投資了哪些企業?背后傳達出了什么不同的信號?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在后來被解讀為“華為不做投資”。但其實,不管是任正非還是徐直軍,所謂的“不投資”主要是針對華為云、云計算和大數據人工智能平臺,而非所有領域。
總體來看,華為的對外投資思路,一直遵循著《華為基本法》中制定的規則。這則1998年通過的的管理大綱,確定了華為的企業戰略、價值觀和經營管理原則。
對于投資,該基本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我們中短期的投資戰略仍堅持產品投資為主,以期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迅速增強公司的技術實力、市場地位和管理能力……我們不從事任何分散公司資源和高層管理精力的非相關多元化經營。”
所以,華為在投資并購方面,一直都非常低調。如果按照時間來劃分的時候,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階段是2000年到2016年,第二階段是2019年到現在。
在第一個階段,華為的投資主要由內部的企業發展部主導,互聯網業務曾短暫投資過一些項目。其中,華為整體負責投資的部門被稱為“企業發展部”。這個部門隸屬財經委員會,主要包括策略發展部、企業項目運作部、投資監控部、項目執行部等。
在華為體系內,企業發展部并非核心部門。與很多企業不同,華為對外投資的過程是由業務部分發起。他們發現某家公司掌握的技術對其業務有幫助之后,就將標的提報給企業發展部。隨后由企業發展部考察評估后,提交給常務董事會決策。所以企業發展部更多的精力放在評估、調研上。
另一個部門是互聯網業務部。據時任華為互聯網業務部總裁的朱波介紹,2008年時他找到華為EMT(執行管理團隊)的徐直軍,想找華為談合作,卻被徐直軍看重。當時,華為在通訊領域看到了天花板,希望能在互聯網服務領域有所突圍和建樹,邀請朱波加盟。
最終,華為專門為朱波成立了互聯網業務部。當時,朱波帶了20多個人,華為內部又抽調30多人,成立了60人左右的團隊。這個部門最初直屬華為軟件,2010年多元化后,互聯網業務部被歸入了消費者BG旗下。
不過,這個部門隨著朱波2012年的離職也被撤銷。據朱波表示,最初華為有意往服務和互聯網發展。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互聯網的B2C思維模式和華為的B2B業務模式,在很多方面發生了沖突。后來華為在投資戰略方面有所調整,因此他便選擇了辭職。
在經歷了2015 年到2018年之間的投資空白期后,華為投資在2019年迎來了第二階段,這期間的投資以哈勃投資作為主要載體。
2019年4月,哈勃投資成立時注冊資本是7億元。隨后,華為在2020年10月和2021年5月兩次增資,注冊資本達到30億元。從哈勃投資董事人員構成上,董事長、總經理白熠,曾是華為財務管理辦公室副總裁,華為全球金融風險控制中心總裁;董事應為民曾擔任華為無線網絡研發總裁,董事周永杰曾任海思半導體有限公司副總裁,均有通信產業從業經歷。
值得一提的是,哈勃投資的成立和發展,是跟美國制裁華為幾乎同步。在哈勃投資成立后一個月后,美國便開啟了對華為四輪制裁中的第一輪。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限制美國企業供貨給華為。隨著美國對華為制裁力度的加大,哈勃投資的速度也在加快。
當時,華為做了兩手準備:短期內,加緊向村田、東芝、京瓷、羅姆等供應商增加零部件采購,增加臺灣地區的采購量,如大立光等訂單明顯增加。同時,據產業鏈調研,對于美國半導體企業產品,華為也準備了一年左右的庫存,以給予華為供應鏈切換的緩沖期。
長期來看,華為還在積極尋找替代供應商,放寬對國內供應商的認證資格條件,加大對國內潛在供應商的發掘與培育。
(關鍵字：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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